藝術不藝術


訪問及整理:湯映彤

華欣(區華欣)Roland(葉浩麟)、阿峰(李俊峰),和我不同年份入學,但同於07年藝術系畢業。同窗幾年,時值中大反國際化、情色版事件,校園外反世貿、天星皇后;畢業後搞p-at-riot、反高鐵,散了又再碰頭。華欣說入中大前,已關注社會事,也常會「搵D屎棍搞下」。直至Roland和阿峰加入,這類人多了,但其餘大部份同學都「有點太乖,爆句粗都覺得好大件事」。

「我們在系裡都不是主流」華欣說。Susan(陳素珊)就笑著接口:「但聲浪很大!」SusanJasper(劉建華)是我們的學妹/學兄,不算是爆粗族,但亦各有謙遜、批判和熱情。五位系友,都不是很「藝術家」,卻在近年社會、文化、藝術圈的風風火火之中,用各自的文化資源和技術、眼光和諗頭,去「不按本子辦事」。

不按本子  學以致用

讀藝術,畢業後租工作室、販賣創作、跑展覽,近年成了當藝術家的「本子」。幸運的,蜚聲國際,政商霸權都要招手;更多的,踩著變成「文創推土機」的界,成連年浮沉的「散打王」。按不按本子,可能是不由自主的性格、天賦和機緣;或是主動的拒絕、思慮後的選擇。

說起中大經驗,除了在誠明「蒲」、課後看戲、夾band、談情、通宵留夜,大家都提到大大小小「不正經的正經事」,例如:情色版事件聯系記招中的art action、反世貿示威寫banner遊行等等。問到參與的原因:「因為趕paper好悶,有人話要搞啲嘢,咪一齊去」、「也跟新媒體有關,如inmediablog」、「有舊生積極參與,帶頭,也有找我們幫手」、「大家朝見口晚見面、多傾談,自然說到較闊層面的事」、「或者跟性格有關」……七嘴八舌都說不清。

常被朋友戲稱「社運書法家」的Roland說:「自從黃生那次(黃乃忠/新忠花店最後留守)之後,就正式(為大小示威運動)banner。我小一就學書法,到那一刻才發現,書法不只可抄唐詩三百首、在大會堂展覽,原來都可以寫這些,覺得終於可以學以致用」。Susan自反高鐵開始,負責很多文宣設計,她沒覺得自己與別不同,說只在做一個正常人該做的事。「我很怕做了堆廢紙,常處於覺得自己幫不了忙的狀態。」六四廿周年,她畫的「天安門是世界上最清潔的廣場」海報,至今仍貼在不少校園裡、家門口,「我見到也很驚訝,覺得自己做的東西原來都有點用。」

藝術要和生活有關的一鋪癮

今日走進商場、公園、地鐵、政府大樓,甚至屋苑,都不難見到「藝術」。動用數百億公帑興建的西九豪宅後花園獲拍板,帶動全民「忽然藝術」的風潮。曾遭漠視、經歷資源匱乏年代的前輩都會慨嘆:現在搞藝術真好環境!但在這人人也是藝術家、看似自由的當下,卻掩藏資本與權力,對藝術定義、文化地位的你爭我奪。

「越來越多人說文化、說創意,我越想走開。一旦參與其中,牽涉資源分配,甚至說到西九——這藝術圈的原罪,怎可以面對當中的矛盾?我自己解決不了,所以我選擇不再提文化、藝術,越說只會越多人誤會……Roland說。華欣正好相反,「正因為西九的雪球越滾越大,作為藝術創作、或教育的人,就更要去推動、和說清楚什麼是自己認為好的藝術。」

甚麼是好的藝術?單從個人欣賞的層面看,可能是令人「個心揪一揪」的感動,但若宏觀地、面對藝術圈說這個題目,「好,在於意義是什麼;而意義,就是一場政治的戰爭」Jasper說。「我關心是avant garde——未能被藝術包融在內、在原有規則中的超越和突破。正因為什麼都可以是藝術,那就可用藝術圈的資源,搞一些不是藝術的東西,將我認為有意義的事放進這個平台裡。」

「意義是最重要,相對於藝術來說」阿峰也說。他以程展緯、龐一鳴的消費者運動等為例,「革命可能很遙遠,但正正是身體力行,就是感染其他身邊的人去做,就變成一個運動,真正做到實實在在的改變。」創作人運用各自的技能和敏感,真誠地回應自己身處的環境人事,第一步或許是要「從自溺的中心出走」。當藝術家走進社區,仍想著怎樣完成自己的作品、而非過程,結果社區就會變成被消費的對象。阿峰說他覺得新一代人的特性,是「用藝術家的身份來生活,不再分是來做作品,還是來傾偈

Jasper曾寫過文章,說藝術系四年的學術訓練,沒有教過他什麼。我問Jasper如果覺得在藝術系沒有得著,為什麼仍常留在誠明?「我學了鋪癮,學了生活要和藝術有關的一鋪癮。」他說。

活化廳  街坊的文化平台

在活化廳內訪談幾個鐘,五人一邊在摺「活化報」,準備派給附近的街坊;一邊有附近住的朋友來打牙骹、有街坊帶來剩食。活化廳09年開始進駐油麻地上海街視藝空間,五位先後加入,參與籌辦各種奇形怪狀的社區/藝術/政治/文化/抗爭活動,用Jasper的說法,就是一種資源再分配,「用藝術圈的資源,去搞avant garde的、未被納入藝術圈內的東西」。

近年打著「社區藝術」旗號的各類活動多不勝數,有的以和諧穩定為前提,重覆「獅子山下」的口號式偽社區論述;有的以日漸消失的傳統美學作招徠,打造消費性的懷舊文化旅遊;有的以社會抗爭為目的,嘗試另類的宣傳和動員方法;有的以藝術推廣和教育為基礎,著重提升社區對藝術的參與。在這個龐雜的光譜之中,大家彷彿分享著相同的語彙,但其實各有所指。

「我不會說是社區藝術,但又離不開藝術。我會用經濟去形容,好像日本松本哉的社區回收店,是自然而然、與社區共生的東西。例如搞活化報,是希望可以浸透,其他人也有呼應,大家也會想派信箱、親手派給街坊,新一屆的搞手很自然就會有這樣的想法,大家都有興趣想跟街坊建立關係。」阿峰說。

Roland說活化廳不像一個菜檔,文化藝術未必是街坊日常生活的必須品,而搞手們本身不是生活於這個社區,很多時只能由重建、舊舖遭淘汰、排檔規管等較即時性的議題切入。然而,活化廳座落上海街與咸美頓街交界:兩面玻璃櫥窗中,感覺熟悉、又可能經過轉化/詮釋/改造的展品、向街大電視間中播放的社區影像,都會吸引附近街坊駐目;擺放於路口的長凳,早午晚各有不同的坐客;打開門,廳內開放鬆容的佈局,讓人很易進入和親近;不分街坊、義工、長期擁躉、駐場師傅和搞手,一同有講有笑的氣氛,都令不同人事也得以聚合發酵。

訪問前數周,活化廳為街坊鄭生的黑膠唱片珍藏舉辦展覽,期間鄭生幾乎每天親自坐陣,老友粉絲們都來捧場。阿峰說,鄭生之前也不是很熱衷要辦展覽,不過大家熟絡後慢慢談起來,事情才一步步發生。「這需要天時地利和機緣,不是時常可以配合。但如果沒有這空間,這些就不會發生。」

「街坊deserve有自己的文化權,應該有屬於他們的平台。」Jasper說。

溝通的美學

除了展覽之外,活化廳也辦過一系列「你敢學.我敢教」工作坊,邀請附近街坊、或不同範疇的藝術家,互相交流生活上的知識和技能。現職視藝科老師的華欣,近兩年來主要負責籌劃工作坊。「這跟自己本身的教學理念很接近。每次來跟街坊傾偈、做workshop都很愉快,也會給自己力量。另一方面,我也想向學校的學生介紹(這些體驗),所以必須自己親身參與」華欣說。

研究社區藝術的理論家說,要離開藝術家的本位,不要空降、也不是純粹服務,首要是「打開自己的心思,把別人的經驗容納進來」,建立一種連結的、感通(connected)的關係,進而成為互相改變、共同行動的力量。「書或理論看過不少,但沒什麼意思。像荃灣有班街坊會經常碰面、討論時事,發現要令一個人關心政治不容易,自己必須要有長期的思考。這離我們的能力範圍很遠,因為我們在學科中從沒這樣的訓練」Jasper說。

「溝通,可以透過一些有趣的方法,不一定是藝術。這裡(活化廳)是一個很好的實驗場地,因為面向街坊,要從新學習另一種簡單、直接的語言,和他們溝通」Roland說。

但每個人的性情不同,Susan說自己不適合做社區工作,因為自己比較慢熱、不擅長跟所有人溝通。「但社區藝術,不一定只有一個崗位,有時候也需要後勤的工作。例如派飯團,我就可以留下來洗碗。要自己親身在場,才會找到自己可參與的位置。如果躲在家憑空幻想,我就不會來參與派飯團;但當有了實際經驗,就會知道有其他support的事可做。」

溝通、參與、親身經驗,是改變自己和他人的開始。若從社區組織的角度,活化廳看似「鬆鬆散散、計劃斷斷續續,與傳統講求機動性的地區組織工作、精密策略不相乎」。但在藝術、社區組織和運動之間,活化廳似乎踩在各方邊界上,不停推撞、詰問。研究者馮耀中在〈與活化廳對話後的回響〉一文中說,「我們發現活化廳在『關係美學』上的實踐,恰巧成功掀動社區內人民對自身及環境的覺察。這份藝術能量軀使一些被遺忘、被士紳化排斥的平常生活,重新獲得肯定及認同。」


後記:
在農圃道時新亞書院成立藝術系,五十七年來訓練出很多傑出的本地藝術家,但不走「正途」的人,當然也不只五個。藝術(或者當代藝術),本來就是教人不按本子去辦事,Susan說在藝術系交功課時,陳生(陳育強教授)說過最有用的一句:「不用符合standard,沒有standard這回事」。但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處身的環境、經歷中,主動地思考、創造,而令我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作出怎麼的選擇——在身為/不身為一個藝術家之前。

訪問後過了數月,藝發局公佈上海街視藝空間每兩年一次的招標結果,持續營運了四年的活化廳不獲續約,搞手們不滿藝發局對社區藝術長遠發展欠缺承擔,評審程序欠缺透明度,也沒包括社區街坊的聲音。其中三位成員決定留守,現正面臨藝發局採取法律行動的警告;其餘有成員因為著眼點、溝通和處事手法的分歧,而選擇離開。作為不遠不近的局外人,旁觀著五人不同的選擇,感覺彼此之間仍是有某種相近的氣息,令大家曾經走近;而同行的實驗,從不代表天荒地老的誓言,但回想起來,相信也會是每個人生命中重要的一章。

回想訪問時,華欣說最初在藝術系,志同道合的同學不多,但她卻說:「有些人自己專心創作,作品很好,我不會說他不關心社會,其實他們未必有你想像般缺乏思考,只不過他們是用另一種方法。」Susan說在活化廳的參與,令自己對實際社區、對街坊的責任大了,「即使我將來會躲起來,也是本著同一個信念,兩者只是行為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