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別活化廳,迎來更尖銳的公共藝術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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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津珏

「公共藝術家要謙卑,創作前先要像學生那樣到社區去,尊重這個社區,找尋當地的特質,以藝術手法加以彰顯。所以公共藝術家可說是為人服務的僕人,而非像神那樣創造一些傑作來供人膜拜。」
- 陳育強

公共。社區。藝術。
一些不斷被當代詮釋的字眼,加在一起,成為近年潮語。
社區藝術的興起,或多或少與資助藝術團體和政府推動方針有關:因為藝術與社區連結,行政思維下有一大堆好處。例如這麼「虛」、這麼「無用」的藝術,在社區的框架下「成效」立即變得具體,容易量化。藝術於市場外的重要意義本來抽象而無形(intangible),所以藝術回饋社區之名就變得相當好用,資源調動也較為政治與道德正確。近年「社區面向」成為許多藝術項目的評審要點,而不少藝術家也樂於「著地」,或「落區」。有藝團以社區之名辦巡演,到天水圍搞一場演出也會自稱社區藝術,當中的社區性相當值得爭議。以目前藝術投標的情況而言,恐怕說自己有社會面向就是著數一點。而不少評審甚至藝術家也缺乏批判社區藝術成效的能力;始終藝術之於社區,千絲萬縷,難以言明。
社區藝術興起的另一原因,是社區真的病了。在新自由主義、都市仕紳化、財富不均與各種政見拉扯底下社區被撕出一道大大的裂縫。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許多藝術家們也希望走出白立方(white cube),走入社區,運用自己的技能修築社會;就是社會越大鑊,就越多社區藝術。日本傳統工藝有種以金、朱漆補合破爛陶器的技術,名為「金繕い」 (Kintsukuroi),意思即是以金修復。社區藝術目的意念相近,只是要修補無形的裂縫,更難。油麻地活化廳以「藝術活化社區」又或「社區活化藝術」的實驗平台自居,雖然成為不少人眼中的社區藝術先鋒,但去年年尾工作組帶著許多的反思與提問宣佈結束營運。七年心血,這個實驗平台最大的功勞可能就是發現更多關於社區藝術的新問題。一班謙卑自省的經營者,不自以為是,甚至以反藝術手法詰問藝術與「街坊」之間的關係,對筆者而言是活化廳最寶貴的地方。
當藝術落區成為常態,我們還見到一個有趣現象,就是在近年各種社會論述和活動之中,字眼上「文化」與「藝術」的理解呈現多方重疊,甚至能混合使用,好像文化議題都會(可以)交與藝術家處理。我們當然重視藝術家的敏銳與策劃能力,他們能主觀地把社區的象徵意義陳述(represent)出來,但文化與藝術在本義上的差異有時候會左右社區的敘事方式。人類學家Igor Kopytoff在《物的文化生命史》(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一文中討論文化賦予商品的不同意義。物在商品化的兩極游走,面對純商品化與非商品的象徵化過程,物的同質性(homogenius)就是商品化關鍵。他指出文化有對抗商品化的特性,因為文化令部份物件保持明確的單一性(umambiguously singular) 。當代藝術的訓練讓藝術家能在日常文化當中提煉作品,令原本平常(ordinary)的文化昇華成非常(extra-ordinary)。弔詭的是,這個非常化在都市化市場下是搶手貨,所以在這個意義下而言,藝術家的敘事反而令原本明確的單一性變得曖昧(ambiguous),因此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藝術家的所謂「再活化」社區,往往只是重新把社區再次放回全球化市場的競爭之中。
2012年Festa Graffiti Busan邀請了知名德國藝術家ECB(原名Hendrik Beikirch)參與。ECB作品以單色人像畫,並以人像本身豐富的歷史背景呈現社會問題。ECB以他親自訪問過的一名六十多歲老漁夫作為釜山作品主題,把這個海岸都市化受害者的肖像製FA成全亞洲最大,逾七十米高的巨型壁畫(mural),張望象徵該區仕紳化的建築羣Haeundae I’Park,畫面相當震撼。正因為震撼,很自然地就成為廣安裏海灘的新旅遊景點,這個也就是為何釜山文化基金會近年積極推動次文化的原因:他們深明次文化、年青人的社會性作品,與旅遊業息息相關;他們也習慣用發展旅遊業的框架去了解他們一無所知的次文化,因此看來相當開明。ECB作品具社區面向,企圖為當地弱勢發聲,他的作品與該區士紳化的關係十分具爭議性。假如一個藝術家的良好意願最終也能被利用成為推土機一部份,那麼藝術家該當如何自處?
維也納學者兼藝術家Barbara Holub編寫的新書《Planning Unplanned》裡試圖回答的,就是這些關鍵性問題:藝術除了藉著展示來寄望引發社會進步外,能否進入真正的角力當中,直接做成改變?怎樣拯救公共藝術不再被功能性地成為當權者掩飾政治政策上失誤的工具?Holub與建築師Paul Rajakovics成立了跨藝術、建築、都市設計與都市介入的團體transparadiso,實踐「直接都市化」(direct urbanism)並以「藝術性策略」(artistic strategy)解決都市與社會問題。直接都市化靈感來自無政府主義者Emma Goldman提倡的工人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而在Holub的論述當中,都市化不應該視為等同於私有化,都市生活場景不應該等於商場商店等等的消費空間;真正的都市化是甚麼?是允許羣眾擁有公共分享的空間,包括所有節慶、公眾活動與祭祀,凌駕並包容不同的利益衝突。這些空間與權利的實踐,必須經過長時間孕育,因此要在市場帶動的都市化當中介入,在高度管理當中釋放另一種容許無預設計劃的發展可能,就是藝術家作為都市化當中要員的原因。
Holub把藝術和藝術性策略明顯地分開,認為在都市化的逼切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更多藝術性策略,而非藝術品。建築師與規劃師的訓練往往是為了針對客戶委託或市場競爭,業界並不鼓勵社會性行動,亦甚少人敢於抵觸客戶,反建議也只能在很大的局限內實踐。藝術家參與計劃的最大意義並不是製作壁畫、雕塑等等的所謂公共藝術,而是能用自己方法定下工作題目,於都市規劃的想像中應用當代藝術的思考與論述,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下批判一般規劃師無從左右的議題。藝術的脈絡當中,鼓勵批判的藝術通常只是短暫地存在,好像在雙年展與及其他文化項目當中,又或被誤會只能夠短暫地使用藝術。這些藝術家和創意工作者被放置在暫時性的場域,因此所有社會性評論都有機會被挪用到仕紳化過程之中。要打破這僵局,藝術性策略必須要長久地參與都市規劃,還要主動進入真正的政治場合,配合政策的改動,例如穩定樓價措施、租金管制等等,藝術才能夠避免成為帶動仕紳化的兇手。
Holub認為無論是規劃師與藝術家,本身都沒有任何正當性(justification)以空降形式去干預社區生態,因此必須主動去理解社區需要,並成為社區一部份。transparadiso於2012年與奧地利一個人口不足一萬人的小鎮尤登堡發起Paradise Enterprise計劃,區內孩童渴望有一個BMX單車場地,因此transparadiso的「作品」就是與市民一起設計與開發泥地單車場。Holub在計劃當中強調必須要有足夠時間(花了3年)去了解這個社區項目,由於不是短期即時的計劃,也因為只面向小社區,因此計劃不能夠評審,不應該以數字評估。借學者許煜的講法,當代都市化與文化工業已完美地結合,任何以為可以策略性地參與其中以發展本土文化的嘗試最後只是為其錦上添花,而藝術團體辛苦經營出來的成就(包括將藝術大眾化等)也只會成為附帶的價值(positive extenalities)。因此藝術性策略的重要性便在於其去藝術,甚至反藝術的主張。如果我們在這個意義下再思考活化廳,它本身就已經掙脫了藝術帶動舊區仕紳化的必然定律,看似相當草根,甚至「騎呢」的面貌底下,是一種拒絕空降預設美學的社區藝術。這種社區藝術,我們或可以稱之為Ambient Community Art,是隱含於社區當中的藝術視野,不依賴藝術的representation,藝術家不再問社區怎樣可以享有更多藝術,而是把問題倒過來,去問藝術家為何屬於這個社區。因此它成為一個情境(situation),讓我們追問一些正確的問題:社區藝術與資助、時間、民生和政治的關係。所以社區藝術想梳理的,實際上並不是藝術或美學的問題,而是日常文化問題,再於日常當中栽培美學。
Holub與眾多藝術家在《Planning Unplanned》裡面嘗試直面新自由主義、都市仕紳化與當代藝術的糾結,努力回答當前最困難的問題。其中Anette Baldauf直斥推崇「創意階級」的Richard Florida只是在公共議題當中對資本家獻上特權,把都市景觀任由企業去消費;創意階級實際上與藝術與創意毫無關係,如果以創意階級來回應經濟困局,只是在抹殺一同經歷城市興衰的原有創意羣落。Baldauf認為藝術家要抵抗仕紳化,就是要佔領(Florida says gentrify, we say occupy):藝術家必須積極參與全球佔領運動。說回香港,因為社區本身而佈滿密密麻麻的創傷,為了回應議題的藝術家,與為了掩飾議題的藝術家,在發展願景的意義下是呈內戰狀態。好像衙前圍村縱火案後為保護社區的示威性藝術作品,與此同時剷平社區的市建局也會有大量資源投放於社區藝術當中。有興趣的話不妨翻查市建局「藝術文化融入舊區」夥伴項目網業,我們會看到為數不少的「良心」藝團其實並不抗拒拍賣舊區得來的「陰騭錢」。在政府盲目相信文創帶動經濟的時代,作為藝術家當如何獨立自處?我們除了杯葛以外,還能做甚麼?杯葛就是最好的決定?拿取資源社區藝術還能夠獨立嗎?藝術家的參與與香港特色的仕紳化有著怎樣的關係?當然像親建制團體「文化葫蘆」、親建制學者葉長安(Alvin Yip)等人而言,最壞的年代顯然就是最好的年代;這麼多文化資源置於面前,盲目的人的確有福了;而我們確實看到越來越多文創中介公司出現,矛頭直指這些「文化蛇齋餅粽」。正如學者Marius Babias所言,這是個把損失大眾化,把得益私有化的時代。如今全球文化藝術工作者,已不能再自圓其說,含混過去,砌詞狡辯。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展開更多更尖銳基進的對話。不要成為文創推土機,不要服務魔鬼時同時把社區掛在嘴邊;那怕可能真相就如Holub所言,這個城市需要的是更多藝術性策略,而不是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