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不藝術


訪問及整理:湯映彤

華欣(區華欣)Roland(葉浩麟)、阿峰(李俊峰),和我不同年份入學,但同於07年藝術系畢業。同窗幾年,時值中大反國際化、情色版事件,校園外反世貿、天星皇后;畢業後搞p-at-riot、反高鐵,散了又再碰頭。華欣說入中大前,已關注社會事,也常會「搵D屎棍搞下」。直至Roland和阿峰加入,這類人多了,但其餘大部份同學都「有點太乖,爆句粗都覺得好大件事」。

「我們在系裡都不是主流」華欣說。Susan(陳素珊)就笑著接口:「但聲浪很大!」SusanJasper(劉建華)是我們的學妹/學兄,不算是爆粗族,但亦各有謙遜、批判和熱情。五位系友,都不是很「藝術家」,卻在近年社會、文化、藝術圈的風風火火之中,用各自的文化資源和技術、眼光和諗頭,去「不按本子辦事」。

不按本子  學以致用

讀藝術,畢業後租工作室、販賣創作、跑展覽,近年成了當藝術家的「本子」。幸運的,蜚聲國際,政商霸權都要招手;更多的,踩著變成「文創推土機」的界,成連年浮沉的「散打王」。按不按本子,可能是不由自主的性格、天賦和機緣;或是主動的拒絕、思慮後的選擇。

說起中大經驗,除了在誠明「蒲」、課後看戲、夾band、談情、通宵留夜,大家都提到大大小小「不正經的正經事」,例如:情色版事件聯系記招中的art action、反世貿示威寫banner遊行等等。問到參與的原因:「因為趕paper好悶,有人話要搞啲嘢,咪一齊去」、「也跟新媒體有關,如inmediablog」、「有舊生積極參與,帶頭,也有找我們幫手」、「大家朝見口晚見面、多傾談,自然說到較闊層面的事」、「或者跟性格有關」……七嘴八舌都說不清。

常被朋友戲稱「社運書法家」的Roland說:「自從黃生那次(黃乃忠/新忠花店最後留守)之後,就正式(為大小示威運動)banner。我小一就學書法,到那一刻才發現,書法不只可抄唐詩三百首、在大會堂展覽,原來都可以寫這些,覺得終於可以學以致用」。Susan自反高鐵開始,負責很多文宣設計,她沒覺得自己與別不同,說只在做一個正常人該做的事。「我很怕做了堆廢紙,常處於覺得自己幫不了忙的狀態。」六四廿周年,她畫的「天安門是世界上最清潔的廣場」海報,至今仍貼在不少校園裡、家門口,「我見到也很驚訝,覺得自己做的東西原來都有點用。」

藝術要和生活有關的一鋪癮

今日走進商場、公園、地鐵、政府大樓,甚至屋苑,都不難見到「藝術」。動用數百億公帑興建的西九豪宅後花園獲拍板,帶動全民「忽然藝術」的風潮。曾遭漠視、經歷資源匱乏年代的前輩都會慨嘆:現在搞藝術真好環境!但在這人人也是藝術家、看似自由的當下,卻掩藏資本與權力,對藝術定義、文化地位的你爭我奪。

「越來越多人說文化、說創意,我越想走開。一旦參與其中,牽涉資源分配,甚至說到西九——這藝術圈的原罪,怎可以面對當中的矛盾?我自己解決不了,所以我選擇不再提文化、藝術,越說只會越多人誤會……Roland說。華欣正好相反,「正因為西九的雪球越滾越大,作為藝術創作、或教育的人,就更要去推動、和說清楚什麼是自己認為好的藝術。」

甚麼是好的藝術?單從個人欣賞的層面看,可能是令人「個心揪一揪」的感動,但若宏觀地、面對藝術圈說這個題目,「好,在於意義是什麼;而意義,就是一場政治的戰爭」Jasper說。「我關心是avant garde——未能被藝術包融在內、在原有規則中的超越和突破。正因為什麼都可以是藝術,那就可用藝術圈的資源,搞一些不是藝術的東西,將我認為有意義的事放進這個平台裡。」

「意義是最重要,相對於藝術來說」阿峰也說。他以程展緯、龐一鳴的消費者運動等為例,「革命可能很遙遠,但正正是身體力行,就是感染其他身邊的人去做,就變成一個運動,真正做到實實在在的改變。」創作人運用各自的技能和敏感,真誠地回應自己身處的環境人事,第一步或許是要「從自溺的中心出走」。當藝術家走進社區,仍想著怎樣完成自己的作品、而非過程,結果社區就會變成被消費的對象。阿峰說他覺得新一代人的特性,是「用藝術家的身份來生活,不再分是來做作品,還是來傾偈

Jasper曾寫過文章,說藝術系四年的學術訓練,沒有教過他什麼。我問Jasper如果覺得在藝術系沒有得著,為什麼仍常留在誠明?「我學了鋪癮,學了生活要和藝術有關的一鋪癮。」他說。

活化廳  街坊的文化平台

在活化廳內訪談幾個鐘,五人一邊在摺「活化報」,準備派給附近的街坊;一邊有附近住的朋友來打牙骹、有街坊帶來剩食。活化廳09年開始進駐油麻地上海街視藝空間,五位先後加入,參與籌辦各種奇形怪狀的社區/藝術/政治/文化/抗爭活動,用Jasper的說法,就是一種資源再分配,「用藝術圈的資源,去搞avant garde的、未被納入藝術圈內的東西」。

近年打著「社區藝術」旗號的各類活動多不勝數,有的以和諧穩定為前提,重覆「獅子山下」的口號式偽社區論述;有的以日漸消失的傳統美學作招徠,打造消費性的懷舊文化旅遊;有的以社會抗爭為目的,嘗試另類的宣傳和動員方法;有的以藝術推廣和教育為基礎,著重提升社區對藝術的參與。在這個龐雜的光譜之中,大家彷彿分享著相同的語彙,但其實各有所指。

「我不會說是社區藝術,但又離不開藝術。我會用經濟去形容,好像日本松本哉的社區回收店,是自然而然、與社區共生的東西。例如搞活化報,是希望可以浸透,其他人也有呼應,大家也會想派信箱、親手派給街坊,新一屆的搞手很自然就會有這樣的想法,大家都有興趣想跟街坊建立關係。」阿峰說。

Roland說活化廳不像一個菜檔,文化藝術未必是街坊日常生活的必須品,而搞手們本身不是生活於這個社區,很多時只能由重建、舊舖遭淘汰、排檔規管等較即時性的議題切入。然而,活化廳座落上海街與咸美頓街交界:兩面玻璃櫥窗中,感覺熟悉、又可能經過轉化/詮釋/改造的展品、向街大電視間中播放的社區影像,都會吸引附近街坊駐目;擺放於路口的長凳,早午晚各有不同的坐客;打開門,廳內開放鬆容的佈局,讓人很易進入和親近;不分街坊、義工、長期擁躉、駐場師傅和搞手,一同有講有笑的氣氛,都令不同人事也得以聚合發酵。

訪問前數周,活化廳為街坊鄭生的黑膠唱片珍藏舉辦展覽,期間鄭生幾乎每天親自坐陣,老友粉絲們都來捧場。阿峰說,鄭生之前也不是很熱衷要辦展覽,不過大家熟絡後慢慢談起來,事情才一步步發生。「這需要天時地利和機緣,不是時常可以配合。但如果沒有這空間,這些就不會發生。」

「街坊deserve有自己的文化權,應該有屬於他們的平台。」Jasper說。

溝通的美學

除了展覽之外,活化廳也辦過一系列「你敢學.我敢教」工作坊,邀請附近街坊、或不同範疇的藝術家,互相交流生活上的知識和技能。現職視藝科老師的華欣,近兩年來主要負責籌劃工作坊。「這跟自己本身的教學理念很接近。每次來跟街坊傾偈、做workshop都很愉快,也會給自己力量。另一方面,我也想向學校的學生介紹(這些體驗),所以必須自己親身參與」華欣說。

研究社區藝術的理論家說,要離開藝術家的本位,不要空降、也不是純粹服務,首要是「打開自己的心思,把別人的經驗容納進來」,建立一種連結的、感通(connected)的關係,進而成為互相改變、共同行動的力量。「書或理論看過不少,但沒什麼意思。像荃灣有班街坊會經常碰面、討論時事,發現要令一個人關心政治不容易,自己必須要有長期的思考。這離我們的能力範圍很遠,因為我們在學科中從沒這樣的訓練」Jasper說。

「溝通,可以透過一些有趣的方法,不一定是藝術。這裡(活化廳)是一個很好的實驗場地,因為面向街坊,要從新學習另一種簡單、直接的語言,和他們溝通」Roland說。

但每個人的性情不同,Susan說自己不適合做社區工作,因為自己比較慢熱、不擅長跟所有人溝通。「但社區藝術,不一定只有一個崗位,有時候也需要後勤的工作。例如派飯團,我就可以留下來洗碗。要自己親身在場,才會找到自己可參與的位置。如果躲在家憑空幻想,我就不會來參與派飯團;但當有了實際經驗,就會知道有其他support的事可做。」

溝通、參與、親身經驗,是改變自己和他人的開始。若從社區組織的角度,活化廳看似「鬆鬆散散、計劃斷斷續續,與傳統講求機動性的地區組織工作、精密策略不相乎」。但在藝術、社區組織和運動之間,活化廳似乎踩在各方邊界上,不停推撞、詰問。研究者馮耀中在〈與活化廳對話後的回響〉一文中說,「我們發現活化廳在『關係美學』上的實踐,恰巧成功掀動社區內人民對自身及環境的覺察。這份藝術能量軀使一些被遺忘、被士紳化排斥的平常生活,重新獲得肯定及認同。」


後記:
在農圃道時新亞書院成立藝術系,五十七年來訓練出很多傑出的本地藝術家,但不走「正途」的人,當然也不只五個。藝術(或者當代藝術),本來就是教人不按本子去辦事,Susan說在藝術系交功課時,陳生(陳育強教授)說過最有用的一句:「不用符合standard,沒有standard這回事」。但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處身的環境、經歷中,主動地思考、創造,而令我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作出怎麼的選擇——在身為/不身為一個藝術家之前。

訪問後過了數月,藝發局公佈上海街視藝空間每兩年一次的招標結果,持續營運了四年的活化廳不獲續約,搞手們不滿藝發局對社區藝術長遠發展欠缺承擔,評審程序欠缺透明度,也沒包括社區街坊的聲音。其中三位成員決定留守,現正面臨藝發局採取法律行動的警告;其餘有成員因為著眼點、溝通和處事手法的分歧,而選擇離開。作為不遠不近的局外人,旁觀著五人不同的選擇,感覺彼此之間仍是有某種相近的氣息,令大家曾經走近;而同行的實驗,從不代表天荒地老的誓言,但回想起來,相信也會是每個人生命中重要的一章。

回想訪問時,華欣說最初在藝術系,志同道合的同學不多,但她卻說:「有些人自己專心創作,作品很好,我不會說他不關心社會,其實他們未必有你想像般缺乏思考,只不過他們是用另一種方法。」Susan說在活化廳的參與,令自己對實際社區、對街坊的責任大了,「即使我將來會躲起來,也是本著同一個信念,兩者只是行為上的不同。」


2015年11月1日傍晚,在活化廳外回复陳立的問卷

2015年11月1日傍晚,在活化廳外回复陳立的問卷


2015年11月1日下午,我和陳立約在九龍油麻地廣東道847號的永發茶餐廳。永發是活化廳阿峰(李俊峰)的大愛,每次都指著某個位置說“陳景輝就坐在那裡看書寫東西”,但我從未見到。我的大愛是這家店的名點:蘋果派。陳立和我在永發談了兩個多小時後,我們在活化廳門口分手。我在活化廳外、“上海街”街牌下的長凳上回复他的如下問題。
而活化廳內在開一次漫長的工作會議,關於活化廳的結業。我學到一個新詞叫“執笠”。這條長凳的夜晚時分更加撩人,是南來油麻地、講一口親切溫柔的普通話的性工作者和顧客們特別中意的一個路口;到那個時候從活化廳對著上海街的玻璃門往外看,街上的生活、交往、交易同廳內總是暗中交互感應著什麼訊息。而此刻的下午,一個從深圳過來的小女孩走到我的凳子邊坐下歇腳,拿著奶奶給她的一隻氣球,略帶嘆息地用普通話問奶奶:“上海街……這裡要走多久才能到上海?”
傍晚六點多,我的回答寫完了,但活化廳的工作會議還沒有結束。
這個問卷是互助社初期工作的心得,也可視為對自己2015年陸續觀察活化廳工作的“學習報告”。在一年中拜訪上海街404號九次之後,我也逐步見到了它工作的尾聲,這個階段裡,之前五年的故事、人物、場面和情境,都通過活化廳的工作者(尤其是阿峰)陸續而不連貫地交代給我。
導致,我感到自己對“活化廳”有什麼“責任”。是單純的整理還是轉述嗎?是,也不盡然。同不斷湧現的新朋友一起,把定海橋互助社的工作繼續推進才是這“責任”最實際和有力的實現吧。
回頭看2015年11月1日傍晚給陳立的倉促回答,只是在那個情境和階段中所探尋到的一部分知識和方法,以及對活化廳初步的消化。很多語焉不詳的地方,請大家海涵,也許是我沒想清楚,或是被上海街和漢密爾頓街交叉路口的各種音響騷擾的結果。哈哈。
2015年11月1日下午活化廳內的工作會議,指著屏幕的這位先生是活躍於活化廳內外的知名街坊藝術家“本地姜”,他以修理空調為業,但繪畫作品一流,針砭時弊不亦樂乎。後在活化廳的“真正執笠”結業展中,他的作品佈置在一堵面向街道的櫥窗內展示。那天一起晚飯時,他說,活化廳的存在對他的繪畫創作很重要。2015年9月21日定海橋串聯活化廳在蘇波榮(一間無政府主義青年開的餐廳)晚飯,當時李俊峰(右)正在為活化廳的展覽布展,我們因此認識了布展中的藝術家何兆南(左),後請他來定海談介紹他與友人合作的獨立藝術空間:百呎公園。2015年9月21日,來活化廳串聯的互助社駐地聯絡人趙伊人和社長牙縫見到了長期在活化廳幫忙工作的Irene和他的兒子,後者已經在港島開始獨立組織社區居民露天看球賽等活動。
8.pic_hd

6.pic_hd
陳立:定海橋互助社的資金和運作模式是怎麼樣的?維持運作時是否拒絕一些方面的資本、官方資助與合作?為什麼?
陳韻:目前定海港路252號的房租我來付;運作經費沿用2014年PSA展覽製作費的餘款;每次活動有少量來自參加者的資助(10-100元不等,取決於喝茶還是吃大閘蟹)。面向居民的長期項目能得到居委會的精神支持,但是否能獲得經濟支持不清楚。不排除從公益渠道申請資金,但上述未果也不影響當下活動的展開和推進。目前核心的組織者自己養活自己。
陳立:藝術的實驗性和開放性上是如何體現的?請以幾個項目舉例。
陳韻:我們一位藝術家朋友徐天天的父親徐光祖老師從少年宮退休後,我有天跟天天說,請你爸爸來定海橋教畫畫吧。徐老師就同意了。他根本不認識我。
接下來的事情,我們無法證明它具有“藝術”的“實驗性”或“開放性”。
他從小生長在靜安,幾乎沒有來過楊浦。但他到定海橋後很激動,跟我前後談了好幾次,每次都是好幾個小時,回去細緻地在小本子上寫教學方案,再來鄭重地跟我討論。他設計了有特別問題的報名表,還跟我一起去拜訪居委會說服主任幫我們一起招募。在這半年裡,除非生病他每週日都準時去定海橋開課,還特別擔驚受怕,自己在外灘美術館工作的女兒除非加班,必須每週過來做他助教,對女兒的助教工作很嚴厲。他單獨輔導這九個孩子,每個人一張作品,也不避諱跟他們一起畫,還鼓勵她們集體創作,最後在252辦了個展覽、順便畫了一扇窗簾留給252號。這些事情在很多社區藝術項目裡都很,但每個人能拉出的時空卻不同。
我們請了華師大的大二學生對每戶繪畫班孩子的家庭做了訪問,最後把訪問的故事跟徐老師描述。徐老師只是每天跟來送孩子的家長打招呼,他並不知道孩子家庭的具體情況。而華師大的學生並不知道徐老師跟孩子的交往在那個半年是怎樣的情形,不知每週從靜安拖著畫具過來持續講三四個小時是怎樣的身體感受,更不知面對家長的懷疑到恨不能全部託付的轉折是怎樣的心情。
有一個湖南的學生採訪完一個來自她家鄉小朋友家庭後,對大家說:“我突然很想家”。這時,她不只是想起了她的家鄉,也想起了她和那位小朋友不是大學生訪問小學生或社區居民或上海外來務工人員,而是她在訪問她的老鄉。
大學生把蒐集來的故事講完後,自己也不能平復。他們當場就想自己這樣來訪問一次是不是得到了什麼長久的東西,自己是不是就是一個社會學專業的訪問者,但如果不是這樣,又能如何?最後,徐老師的評述是他自己的故事:他在文革時期被下放到皖南的一座山區小學裡教美術,可是他的同事都是北大、復旦的畢業生,所以他並沒有覺得苦惱和不公。他在那裡的河邊反而聽到了一段莫扎特的旋律,他覺得再也沒有更動聽的,他也要把這個旋律一直帶著,並傳遞給他人。
這就是他為什麼在其中一堂課上讓這些小朋友畫音樂。之前他沒跟我說過這個故事。他可能也沒有跟他的從法國學習美術回來的女兒說過。這些不同時空的經驗本來永遠不會相交,也不會產生新的意義,對人的意義、對回憶的意義或對現實的意義。但是在定海橋,至少在那個半年的教學和那個上午的分享中,時空中的幽靈被復活、穿越、串供,誰都不是他日常的那樣可以安心而滿足。而這個上午之後,大家是否會回到原地?這是每個人自己的事。
5.pic_hd2015年7月10日,華師大社會學系大三學生在互助社的繪畫班創作展覽現場,向徐光祖老師(右一)報告他們對學員家庭的訪問和由此產生的困惑。
陳立:互助社與地方小區的關係:如何介入、參與和合作的?歷史書寫和研究的目的是什麼?
陳韻:首先,沒有一個單一同質的所謂“地方”,“地方”是同質與分裂的並存,沒有辦法把它當一塊鐵闆對待,因為你不可能去跟一塊鐵板介入、參與和合作。在互動的關係中,事情為了達成而發展自己,它會發展出自己的需要,我們要應對這樣的需要,而社區裡的人也要應對,我們是在共同的面對中了解事情本身和它背後的邏輯。這個邏輯,才是我們要共同理解和處理的問題。所以我們在事情發展中的角色與其說是提前設定,不如說是逐步形成。我們有自己的基本立場,但這一立場的表現形狀是在做事的時候形成的,無法預先設計完成。這個形狀應是藝術性的,不是作品性的,當然也更不是社工性的。
歷史的才是現實的和未來的。打開歷史是一個艱難而有趣的過程,要成功地迴避歷史反需很大毅力(大概也不會成功)。如何才能建立起活的社會檔案?這個檔案就像歷史一樣無法被安頓,像社會一樣難以被整合,我們要在這很難安頓和很難整合的歷史與現實中(兩者天然為一體)發現地平線。原來並沒有新的天空和新的大地,當然也沒有新的人。是我們對彼此和對自己了解的匱乏才敦促我們去尋找社區土壤中的契機,這個尋找的過程不是人類學和社會學式的,不是考古也不是發明,而是藝術式地,無法擺脫但樂在其中的創造。不用想結局,因為不會有結局的。那種事後審判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事後。在行動和實踐的層面上,假如不在一起,就是無關。無關就無法評說。
陳立:與藝術小區(藝術行業工作者、官方機構、畫廊)的關係,“定”是如何激發藝術討論和獨特性的?例如在定海橋外的美術館舉辦這個議題的展覽,它與定海橋互助社的關係是什麼?美術館展覽的形式,與小區活動的形式對“定”研究本身有什麼不同?
陳韻:如果我們追求的是藝術創造,當然是不分語言。有時我們忘了語言本身也是一種藝術語言,是創造的原點和戰場。所以定海橋所組織的討論和同其他實踐的串聯是在發揮語言的潛力,讓被現有的公共文化討論空間中抑制的話語有了形成的機會。“定海談”類似茶話會,每次十、二十個人過來,大多是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以及少數看到微信趕來的朋友。其實對大部分文化和藝術的參與者來說,定海橋反而“無法趕到”的地方(雖然有地鐵,但好像需要某種嚴肅的決心)——這就是定海橋這個地方的獨特效應,讓我們不必為人數太多而困擾。你有可能會奇怪為什麼這些話題可以在定海橋談,甚至談的人沒有一個人是可以專業地來回應這個話題的。所以基本上這是朋友間的談話。主講人當然是主講,但發展到現在,所有人都越來越敢講,主講人的話成為了話頭,無法那麼安穩地成立而不被吸收和消化,而且是當場的吸收和消化。可是這並不是不嚴肅的討論,討論的內容從馬來西亞7世紀以來的歷史到公益坊社區的拆遷,每次的談話都來自有根據的和切身的體會,而且與其說是傳達知識信息,不如說就是在傳遞這樣的切身感。這個切身感才能刺激每個人自己內部的盲點和已經麻木的穴位,否則就談不上創造。
陳立:何兆南上週去了“定海談”做了分享,你也有在香港學習和工作的經驗,你是如何看兩地的藝術生態差異?內地、香港和其他地方都出現了很多藝術家自營空間,例如百呎公園,你有什麼觀察?如何看待獨立藝術空間這個問題的?關於“定”未來的計劃和發展?
陳韻:有些空間的成立是為了“藝術”家,有些是為“大”家;我想定海橋是後者,如果“大家”包括自己、也超越“我們”的話。(很奇怪這個詞怎麼可以既指“大師”,又指“所有人”?)但是往往一說為了大家,就好像是在找藉口,“大家”又變成誰都不是,甚至大家討厭大家。所以在地社區的藝術工作(此處作廣義解)能補足“大家”這個詞的含混,給“大家”一些(可能是嬗變的)面孔。切實面對和處理了根據地問題,才能把根據地的精神放光輝,它的感召力可以超過它所在的地區。關於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間的關係,推薦孫歌老師和劉志偉老師的對話錄《在歷史中尋找中國》。
陳韻
2015年11月1日
香港活化廳外上海街草

回望「社區」轉向:香港藝術的社會實踐

黃小燕

香港近年碰口碰面都是「社會參與式藝術」,甚或有趁墟現象,但這方面的討論卻未跟得上實踐,因為,觸碰社群/社區藝術實踐上的問題意識,譬如「社區是誰的社區?」、參與性、創作倫理、美學形態、介入的效應,對之加以詰問或深入探究的論說,可謂遠遠不成比例。本文的著墨點,乃在於回溯及梳理香港自九十年代以來「社區藝術」的發展脈絡,不論官方政策及資源的投入,民間的邊探索邊實踐,以至社會氛圍的變迭,各股力量拉鋸,鼓動這一範疇的挺進。
黃小燕,文化苦力上身,在思考與勞動的辯證之間,詰問可以為文化做什麼


關鍵字:社區藝術、社群藝術、社會參與式藝術、社會實踐、藝術行動、「問題化」論述、「欣賞式」論述


Community Turn: Social Practice in Hong Kong Art

Phoebe Wong

Recently many exhibitions in Hong Kong are concerned with “socially-engaged art” / community art and it appears that some people are trying to be part of the trend. However, the discussion on the subject falls far short of its practice. The problematics of touching the community / practicing community art, such as “whose community is it?”, participation, ethics of practice, aesthetic forms, intervention effects, and the in-depth discussions of those question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scarce. Accordingly, this essay traces and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rt” in Hong Kong since the 1990s, including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resources,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s of various artists and groups, and changes in the social atmosphere, in the hope of a more adv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art.
Phoebe Wong is a Hong Kong-based researcher and writer with a special interest in contemporary art, design and visual media.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she is a culture junk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