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及整理：湯映彤
華欣(區華欣)、Roland(葉浩麟)、阿峰(李俊峰)，和我不同年份入學，但同於07年藝術系畢業。同窗幾年，時值中大反國際化、情色版事件，校園外反世貿、天星皇后；畢業後搞p-at-riot、反高鐵，散了又再碰頭。華欣說入中大前，已關注社會事，也常會「搵D屎棍搞下」。直至Roland和阿峰加入，這類人多了，但其餘大部份同學都「有點太乖，爆句粗都覺得好大件事」。
「我們在系裡都不是主流…」華欣說。Susan(陳素珊)就笑著接口：「但聲浪很大！」Susan和Jasper(劉建華)是我們的學妹／學兄，不算是爆粗族，但亦各有謙遜、批判和熱情。五位系友，都不是很「藝術家」，卻在近年社會、文化、藝術圈的風風火火之中，用各自的文化資源和技術、眼光和諗頭，去「不按本子辦事」。
不按本子 學以致用
讀藝術，畢業後租工作室、販賣創作、跑展覽，近年成了當藝術家的「本子」。幸運的，蜚聲國際，政商霸權都要招手；更多的，踩著變成「文創推土機」的界，成連年浮沉的「散打王」。按不按本子，可能是不由自主的性格、天賦和機緣；或是主動的拒絕、思慮後的選擇。
說起中大經驗，除了在誠明「蒲」、課後看戲、夾band、談情、通宵留夜，大家都提到大大小小「不正經的正經事」，例如：情色版事件聯系記招中的art action、反世貿示威寫banner遊行等等。問到參與的原因：「因為趕paper好悶，有人話要搞啲嘢，咪一齊去」、「也跟新媒體有關，如inmedia、blog」、「有舊生積極參與，帶頭，也有找我們幫手」、「大家朝見口晚見面、多傾談，自然說到較闊層面的事」、「或者跟性格有關」……七嘴八舌都說不清。
常被朋友戲稱「社運書法家」的Roland說：「自從黃生那次(黃乃忠／新忠花店最後留守)之後，就正式(為大小示威運動)寫banner。我小一就學書法，到那一刻才發現，書法不只可抄唐詩三百首、在大會堂展覽，原來都可以寫這些，覺得終於可以學以致用」。Susan自反高鐵開始，負責很多文宣設計，她沒覺得自己與別不同，說只在做一個正常人該做的事。「我很怕做了堆廢紙，常處於覺得自己幫不了忙的狀態。」六四廿周年，她畫的「天安門是世界上最清潔的廣場」海報，至今仍貼在不少校園裡、家門口，「我見到也很驚訝，覺得自己做的東西原來都有點用。」
藝術要和生活有關的一鋪癮
今日走進商場、公園、地鐵、政府大樓，甚至屋苑，都不難見到「藝術」。動用數百億公帑興建的西九豪宅後花園獲拍板，帶動全民「忽然藝術」的風潮。曾遭漠視、經歷資源匱乏年代的前輩都會慨嘆：現在搞藝術真好環境！但在這人人也是藝術家、看似自由的當下，卻掩藏資本與權力，對藝術定義、文化地位的你爭我奪。
「越來越多人說文化、說創意，我越想走開。一旦參與其中，牽涉資源分配，甚至說到西九——這藝術圈的原罪，怎可以面對當中的矛盾？我自己解決不了，所以我選擇不再提文化、藝術，越說只會越多人誤會……」Roland說。華欣正好相反，「正因為西九的雪球越滾越大，作為藝術創作、或教育的人，就更要去推動、和說清楚什麼是自己認為好的藝術。」
甚麼是好的藝術？單從個人欣賞的層面看，可能是令人「個心揪一揪」的感動，但若宏觀地、面對藝術圈說這個題目，「好，在於意義是什麼；而意義，就是一場政治的戰爭」Jasper說。「我關心是avant garde——未能被藝術包融在內、在原有規則中的超越和突破。正因為什麼都可以是藝術，那就可用藝術圈的資源，搞一些不是藝術的東西，將我認為有意義的事放進這個平台裡。」
「意義是最重要，相對於藝術來說」阿峰也說。他以程展緯、龐一鳴的消費者運動等為例，「革命可能很遙遠，但正正是身體力行，就是感染其他身邊的人去做，就變成一個運動，真正做到實實在在的改變。」創作人運用各自的技能和敏感，真誠地回應自己身處的環境人事，第一步或許是要「從自溺的中心出走」。當藝術家走進社區，仍想著怎樣完成自己的作品、而非過程，結果社區就會變成被消費的對象。阿峰說他覺得新一代人的特性，是「用藝術家的身份來生活，不再分是來做作品，還是來傾偈…」
Jasper曾寫過文章，說藝術系四年的學術訓練，沒有教過他什麼。我問Jasper如果覺得在藝術系沒有得著，為什麼仍常留在誠明？「我學了鋪癮，學了生活要和藝術有關的一鋪癮。」他說。
活化廳 街坊的文化平台
在活化廳內訪談幾個鐘，五人一邊在摺「活化報」，準備派給附近的街坊；一邊有附近住的朋友來打牙骹、有街坊帶來剩食。活化廳09年開始進駐油麻地上海街視藝空間，五位先後加入，參與籌辦各種奇形怪狀的社區／藝術／政治／文化／抗爭活動，用Jasper的說法，就是一種資源再分配，「用藝術圈的資源，去搞avant garde的、未被納入藝術圈內的東西」。
近年打著「社區藝術」旗號的各類活動多不勝數，有的以和諧穩定為前提，重覆「獅子山下」的口號式偽社區論述；有的以日漸消失的傳統美學作招徠，打造消費性的懷舊文化旅遊；有的以社會抗爭為目的，嘗試另類的宣傳和動員方法；有的以藝術推廣和教育為基礎，著重提升社區對藝術的參與。在這個龐雜的光譜之中，大家彷彿分享著相同的語彙，但其實各有所指。
「我不會說是社區藝術，但又離不開藝術。我會用經濟去形容，好像日本松本哉的社區回收店，是自然而然、與社區共生的東西。例如搞活化報，是希望可以浸透，其他人也有呼應，大家也會想派信箱、親手派給街坊，新一屆的搞手很自然就會有這樣的想法，大家都有興趣想跟街坊建立關係。」阿峰說。
Roland說活化廳不像一個菜檔，文化藝術未必是街坊日常生活的必須品，而搞手們本身不是生活於這個社區，很多時只能由重建、舊舖遭淘汰、排檔規管等較即時性的議題切入。然而，活化廳座落上海街與咸美頓街交界：兩面玻璃櫥窗中，感覺熟悉、又可能經過轉化／詮釋／改造的展品、向街大電視間中播放的社區影像，都會吸引附近街坊駐目；擺放於路口的長凳，早午晚各有不同的坐客；打開門，廳內開放鬆容的佈局，讓人很易進入和親近；不分街坊、義工、長期擁躉、駐場師傅和搞手，一同有講有笑的氣氛，都令不同人事也得以聚合發酵。
訪問前數周，活化廳為街坊鄭生的黑膠唱片珍藏舉辦展覽，期間鄭生幾乎每天親自坐陣，老友粉絲們都來捧場。阿峰說，鄭生之前也不是很熱衷要辦展覽，不過大家熟絡後慢慢談起來，事情才一步步發生。「這需要天時地利和機緣，不是時常可以配合。但如果沒有這空間，這些就不會發生。」
「街坊deserve有自己的文化權，應該有屬於他們的平台。」Jasper說。
溝通的美學
除了展覽之外，活化廳也辦過一系列「你敢學．我敢教」工作坊，邀請附近街坊、或不同範疇的藝術家，互相交流生活上的知識和技能。現職視藝科老師的華欣，近兩年來主要負責籌劃工作坊。「這跟自己本身的教學理念很接近。每次來跟街坊傾偈、做workshop都很愉快，也會給自己力量。另一方面，我也想向學校的學生介紹(這些體驗)，所以必須自己親身參與」華欣說。
研究社區藝術的理論家說，要離開藝術家的本位，不要空降、也不是純粹服務，首要是「打開自己的心思，把別人的經驗容納進來」，建立一種連結的、感通(connected)的關係，進而成為互相改變、共同行動的力量。「書或理論看過不少，但沒什麼意思。像荃灣有班街坊會經常碰面、討論時事，發現要令一個人關心政治不容易，自己必須要有長期的思考。這離我們的能力範圍很遠，因為我們在學科中從沒這樣的訓練」Jasper說。
「溝通，可以透過一些有趣的方法，不一定是藝術。這裡(活化廳)是一個很好的實驗場地，因為面向街坊，要從新學習另一種簡單、直接的語言，和他們溝通」Roland說。
但每個人的性情不同，Susan說自己不適合做社區工作，因為自己比較慢熱、不擅長跟所有人溝通。「但社區藝術，不一定只有一個崗位，有時候也需要後勤的工作。例如派飯團，我就可以留下來洗碗。要自己親身在場，才會找到自己可參與的位置。如果躲在家憑空幻想，我就不會來參與派飯團；但當有了實際經驗，就會知道有其他support的事可做。」
溝通、參與、親身經驗，是改變自己和他人的開始。若從社區組織的角度，活化廳看似「鬆鬆散散、計劃斷斷續續，與傳統講求機動性的地區組織工作、精密策略不相乎」。但在藝術、社區組織和運動之間，活化廳似乎踩在各方邊界上，不停推撞、詰問。研究者馮耀中在〈與活化廳對話後的回響〉一文中說，「我們發現活化廳在『關係美學』上的實踐，恰巧成功掀動社區內人民對自身及環境的覺察。這份藝術能量軀使一些被遺忘、被士紳化排斥的平常生活，重新獲得肯定及認同。」
後記：
在農圃道時新亞書院成立藝術系，五十七年來訓練出很多傑出的本地藝術家，但不走「正途」的人，當然也不只五個。藝術(或者當代藝術)，本來就是教人不按本子去辦事，Susan說在藝術系交功課時，陳生(陳育強教授)說過最有用的一句：「不用符合standard，沒有standard這回事」。但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處身的環境、經歷中，主動地思考、創造，而令我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作出怎麼的選擇——在身為／不身為一個藝術家之前。
訪問後過了數月，藝發局公佈上海街視藝空間每兩年一次的招標結果，持續營運了四年的活化廳不獲續約，搞手們不滿藝發局對社區藝術長遠發展欠缺承擔，評審程序欠缺透明度，也沒包括社區街坊的聲音。其中三位成員決定留守，現正面臨藝發局採取法律行動的警告；其餘有成員因為著眼點、溝通和處事手法的分歧，而選擇離開。作為不遠不近的局外人，旁觀著五人不同的選擇，感覺彼此之間仍是有某種相近的氣息，令大家曾經走近；而同行的實驗，從不代表天荒地老的誓言，但回想起來，相信也會是每個人生命中重要的一章。
回想訪問時，華欣說最初在藝術系，志同道合的同學不多，但她卻說：「有些人自己專心創作，作品很好，我不會說他不關心社會，其實他們未必有你想像般缺乏思考，只不過他們是用另一種方法。」Susan說在活化廳的參與，令自己對實際社區、對街坊的責任大了，「即使我將來會躲起來，也是本著同一個信念，兩者只是行為上的不同。」